这并非反对人工智能的论点，而是支持工程技术的论点。氛围编码生成的是代码，工程生成的是系统。氛围编程不是工程。

当公众反复被虚假的善意内容欺骗之后，就会形成一种防御性的条件反射。再看到任何类似这样的新闻时，心理就会预先假设是假的。然后处于不想当冤大头的自我保护心理，选择不转发、不捐款、不参与。而当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出现时，他们得到的回应也在变少，也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。

比如过去几年，大病众筹领域也多次出现过身份、病情、财产状况造假的事件曝光，每一次类似事件，都会让公众在下一次面对真实求助时多一层怀疑，导致众筹平台的筹款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

所以说，受伤害的并不是骗子，而是那些真正生了病、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

而且，这种对善意的伤害，还会引发公众道德感的钝化。

“同情疲劳”（compassion fatigue）

书里那句经典的“道德使我痛苦”就是黑塞在质疑那套只承认光明、不承认黑暗的道德，会让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整地面对自己。你越努力做一个“好孩子”，就越需要把自己身上那些不符合标准的部分压下去，压得越深，裂缝就越大。这个质疑，让黑塞走向了“阿布拉克萨斯神”。

书里这样写道，“人应当创造一个也是魔鬼的上帝，在他面前，人无需对世上自然生发的事物感到羞愧。这一被命名为阿布拉克萨斯神，是狂喜和恐惧的杂糅，神圣和卑劣的交织，人和兽的连结，天使和撒旦的混合，也是男人和女人的交融体”，阿布拉克萨斯同时是善神和恶神，它存在于善恶尚未分裂之前。黑塞从诺斯替主义中借用这个形象，用来反对一切把世界劈成两半的冲动。把光明和黑暗分开，然后只认领光明的那一半，在黑塞看来，就是虚伪。一个人要是真想认识自己，应该把那些不体面的、甚至让人厌恶的部分一并接过来。

太隐

道德使我痛苦：黑塞的创作、婚姻与精神世界

黑塞是20世纪最矛盾的作家之一。他写出了《悉达多》《荒原狼》《德米安》这些追问内心的经典，却在三段婚姻中一再逃避责任；他在一战中公开反战遭到全德国唾骂，却在二战中选择了沉默。本文从他的创作、婚姻和政治立场三个维度，拆解黑塞身上那些无法调和的冲突。

而“潦倒”则不同，它指的是内在秩序的崩塌。比如衣服不再洗了，屋子不再收拾了，答应别人的事不再当回事了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头了。这些迹象跟口袋里有多少钱，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。你看很多经济条件很差的人，依然能把日子过得有条理，收入不错的人，也可以活得一团混乱。所以，“潦倒”的本质，还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放弃了基本的要求。

我想起来杨绛女士和钱锺书先生在“五七干校”劳动改造期间的经历。在那个年代，物质条件极度匮乏，前途一片渺茫。但杨绛在《干校六记》里记述的日常里，依然能看出来他们对生活保持着秩序感，该洗的衣服还是洗，该读的书还是想办法找到读一读，虽然时代让人生变得模糊了，但是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方式，并没有因为外部环境的恶劣而变得粗糙。简单说，人虽然穷困到了极点，但内在的秩序并没有崩坏。

太隐

人可以穷困，但不可以潦倒：如何在困境中守住生活秩序

“穷困”是外部处境，“潦倒”是内在秩序的崩塌。本文从杨绛、曾国藩等人的生活细节谈起，区分穷困与潦倒的差别，讨论在经济压力与时代不公之下，一个人还能怎样守住日常秩序与精神底线。

米哈里根据当时的认知科学成果做了一个计算。他发现人脑大约每秒只能处理 126 比特的信息。光听懂一个人说话，每秒就要占40 比特。而人这一辈子能够处理的信息总量，大约是 1850 亿比特。听起来很多，但换算下来，也就是 20 多个 G，甚至还不如现在一部智能手机里的存储大。所以在这么有限的容量里，你能准许哪些信息，可以进入到你的意识，基本上就决定了人这一辈子的思考模式了。

太隐

无聊是一种很新的病：从韩炳哲到心流，找回注意力

韩炳哲在《倦怠社会》中指出，现代人的注意力被切得太碎，连”无聊”的能力都丧失了。我们用短视频和娱乐填满每一秒空白，却换来更深的空虚。米哈里的”心流”理论，或许能帮我们找回与自己相处的能力。